去年十月，北京某杂志登载了陈徒手一篇《午门城下的沈从文》，披露了沈从文和范曾在“文革”中的一段纠葛。因为我是沈从文和范曾当年在历博的同事，范曾的情形我最了解，沈从文的境况也都详知，因想趁此机会澄清一些问题，发表一点意见。
应该说，陈徒手先生的文章，叙述范曾与沈从文的关系，都是不确的。他主要讲了三件事：1．文革中写大字报揭发沈从文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的范曾，范曾说沈从文“头上长脓包，烂透了。写黄色小说，开黄色舞会。”于是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表达观感：“十分痛苦、巨大震动。”2．一九六二年范曾调动工作，沈从文尽力最多。据知情者介绍，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，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家门：“昨晚梦见先生生病，我不放心，连夜从天津赶来。”3．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、陈娟娟夫妇说：“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，沈先生看后，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，范曾指着沈先生说：“你那套过时了，收起你那套，我是党中央批准的，你靠边站吧。”于是沈从文“气得眼睛红红的”，“后来不再提范的名字。”
这第一件事，陈先生所言看似有据，实则未必。他分别引了范曾和沈从文的两张大字报，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两张大字报，以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之久，“文革”中大事小情都可谓目见、耳闻、身历，竟全然没有见过；而且不单我没见过，历博的很多“文革”见证者（他们都还健在），像王宏钧（原副馆长）李俊臣（研究员）余庠（研究员）邱关鑫（副研究员）诸先生，也包括陈文反复提及的史树青先生，他们都没见过这两张大字报。我向他们谈及此事，也都感到莫名惊诧。那神态，倒可以用“巨大震动”来比附。关于范曾写沈从文的大字报，我的记忆中是有过的，但唯有一张，因此不是“最多”，而是“最少”；并且不是“揭发”，只是“表态”。这是一定要澄清的事实。至于说到沈从文的那张大字报，范曾的好友、诗人寒碧曾拿全文给我看过，印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的《沈从文自传》里，文中确有陈文所引那番话。但寒碧拿给我看时，顺便提出几个意见非常好，他讲：第一，由别人编“自传”，说不通；别人编的“自传”不能代表传主本人的自识，所以此书不可采信。第二，文章来源未必可靠。沈的《一张大字报稿》取自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版的《沈从文别集》，“别集”不同于“自选”，它未经沈从文自订，那时沈从文已经谢世了。本来“别集”的含义应是与“总集”相对，即汇录一人著作成为一书，但此书的“别”字，是“另外”的意思，即“别有用心”那个“别”，它是将沈从文的文集中不曾收录的文章辑存，另刊一本做文集的补充，以此称“别集”，这在目录学上似无先例，也属没道理可讲。最大的问题还是这张“大字报槁”本身，为什么沈先生生前没有拿出？原稿是谁替他保存的？现今在哪里存放？这些都还是疑问，都需要实证。第三，这张“大字报稿”写得过于夸张，而且前后矛盾，未必真的出自沈从文笔下。比如，文中先讲“诸同志”“写了几十张大字报”，“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，我应当深深感谢”，大有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”的虚怀，转而又突然“十分痛苦”“巨大震动”地愤怒起来，说是“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”，我们不禁要问，究竟是一个“几百条”，还是两个“几百条”呢？如果是一个“几百条”，“诸同志”就包括了范曾，那么“几百条”就不能说是“范曾竟一下子写了”。如果是两个“几百条”——假定范曾在“诸同志”的“几百条”之外，又雪上加霜、另行编造出“几百条”，这仍然不能不使人疑心，根据时间、地点、条件、何人、何事的供述原则，如果每条罪状用五十字可以叙述清楚的话，几百条需要多少字呢？究竟是几百条呢？姑且算五百条吧，仅此就需要二万五千言才能完成，把二万五千言抄成大字报，这是超负荷的工作量，每张大字报按一百字计，至少要抄二百五十张。除非把历史博物馆搬到故宫去，这些大字报才可能有足够的墙壁可供张贴。退一步讲，我特别注意到该文说范曾的“几百条”是“一下子”写的，也就是讲，是一次性完成的。让他“一下子”讲出别人做的几百件事，怕也难上加难吧？平心静气想一想，是非真假是很容易辨别的。第四，范曾确曾写过沈从文的大字报，这个事实不容抹煞，范曾本人也没有隐瞒此事的打算，而早在一九八四年，他已在《范曾自述》一书中公开忏悔过了。
寒碧对我讲，他的上述看法也正要写成长文，但不是针对某人某事，而是借题发挥，反省“文革”所造成的那一代中国文人精神上的恶化，作为文人——如今叫“知识阶层”中人，有着怎样的灵魂状态。他断言对“文革”的反省、包括对沈从文的纪念，如果不从人的精神状况、总的环境条件着眼，那么这种反省和纪念本身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。首先要理清“真实的情况”和“所知的情况”的界线，其次是不抹煞旧账——并非为了“秋后算账”，而是为了真正的忏悔，把它作为思想的资源和动力，对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。他认为这些人表面是纪念沈从文、同情沈从文，实际上根本没打算理解沈从文，而是意在制造一个新的沈从文。他嘱我行文时带上这番话，并讲明文责自负，我尊其意引出，并愿意与他共负此责。
陈文的第二点，特别指出了据“知情者”介绍，不知其为何许人。但此人肯定是“不知情”的。范曾“天天给沈从文写信”，一望而知用了夸张的手段。“天天”者，每天不断之谓，以此推想，沈从文怕是来不及回复的，你“天天”来不及回复，我“天天”有时间写来，这真是神经失常的表现。我的印象中，范曾不曾有过这种病史。至若说范曾从天津赶来敲沈的家门，则更是不可信了。彼时范曾人在北京，何以从天津赶来？要知道，范曾是在八四年才去天津的，一下子竟提前了二十年。表面看来，此为小事一桩，大可不必澄清。给沈从文写信也好，探望他也罢，无论如何也不是罪过。但编造者既然如此叙来，想必有他的深意，我还是找到范曾对此事进行核实。范曾说：我只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，即求职信，他很高兴，接收了我，事情就这么简单。他们为什么将之复杂化呢？原因不明白了，此事虽不构成我范曾迫害沈从文的罪状，却专欲刻画我范曾的“小人嘴脸”——不择手段、装模作样、背恩负义、翻脸不认人。这真可谓“用心良苦”。
其实范曾是很关心沈从文的，他把他看作工作上最有力量的支持者，学业上最可效法的好榜样。他对他的情感是真挚的，也是怛恻的。举两例，一是“文革”中“劳动改造”这类事，对于沈从文这类人是必须的。陈文中叙及清扫厕所、拔草等等也是常例。范曾即曾多次找我商量，想办法让他去做抄抄写写的工作，以释去他不能消受的繁重的体力活。另一是文革末期，沈先生在湖北干校劳动，我有机会代表历博的下放员工前去探望包括他在内的那帮“牛鬼蛇神”，范曾专门托我对沈先生慰以远情。他又鼓动当时美术组的青年人一同去找历史博物馆的领导，请求把沈先生调回北京，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。而沈先生呢，他也认为自己能从湖北回来，只有依靠美术组中最可信赖的人李之檀和范曾，在湖北农场，沈先生跟我聊天，就中几次问起范曾。当他得知范曾已从干校调回北京时，显得非常欣慰。
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，在我看到、听到、了解到的两个相互关爱的同事、师生、忘年交，怎么“一下子”、竟被写成一对怨敌？我真是百思难解。
陈文的第三点，是黄能馥、陈娟娟夫妇的采访记录，寒碧看后大笑，他对我说，这就叫“伪纪实”，事实被语言涂抹过了。范曾画一幅画，沈从文给他“善意”地提意见。为这件小事范曾就把“党中央”搬出来，可信吗？沈从文“气得眼睛红红的”，犯得上吗？我怀疑这夫妇俩的记忆出了毛病，他们讲的不是范曾和沈从文的故事，而是编造的小品或相声。只一件小事，说法不同、语调稍异、用点儿推想、辅以加工，真实情况便扭曲了。黄陈夫妇所吐纳，充分体现了语言摆脱实在之后的暴力，想说的是历史，说出来的则是小说了，惜乎这部“小说”在贬损范曾的同时也丑化了沈从文。
史树青先生的反应则不似寒碧的语言过激，他讲得非常明确：黄能馥那天谈范曾和沈从文的事我在场，一言未发。他根本不了解历史博物馆文革时的情况，不知有什么人在后边唆使他如此做。我是历史博物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见证人，和沈从文关系密切，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这些。范曾对沈从文一向很好，说他写几百条沈从文的罪状，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。范曾在文革中写什么画什么我都记得，没有乱扣政治大帽子，同时轻松调侃，反而冲淡了当时的紧张气氛。范曾今后可以回答这些人，我完全可以作证。
“我完全可以作证”。史树青先生如是说。王宏钧、李俊臣、邱关鑫、余庠诸先生也如是说，我因此感到某种释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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